从1860年起，在教会墓地埋葬死者的习俗，在许多国家逐渐终止，丧葬经历了一个过程，先是在私人地产上单葬，再是葬於教堂墓地，再是葬於公墓，今日则是葬在纪念园中，各坟以金属牌标出，不再用传统的墓石。19世纪最大的此类工程之一是英格兰的布鲁克伍德(Brookwood)纪念园，它是由伦敦墓地公司(London Necropolis Company)所兴办。它在伦敦市内有私有火车站，在公墓范围有两个这样的火车站，有自己的电报挂号，并有针对不同宗教、民族、社团和职业的特别葬区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福雷斯特劳恩公墓(Forest Lawn)或许是这类设施中最著名者。在美国，目前仍有公共公墓、合作公墓、教会公墓和大规模的共有公墓。对於军人和军人家属，除了州、县和市开办的公墓以外，联邦政府还在美国境内和国外办有许多国家公墓。在现代公墓，由政府机关、宗教团体、商业机构或其他负责机构出售地块。丧家须缴纳一定费用以使坟墓常年受照料，同时还要为开墓以及司事和监督人员所履行的其他工作缴费。

在大多数文化形态中，为死者提供葬身之地原是家族的义务，因为人们普遍相信，人虽死而亲缘关系犹存。在《圣经》中，亚伯拉罕从赫人所购之地，其主要特点是有洞穴，亚伯拉罕可以将他家族中的死者葬在其中，保有家茔是长期流行於世界许多地区的习俗。家茔的地点往往要加以选择︰在中国，由风水先生选址，选风好区。公墓也可能被奉为「圣地」或禁区。在日本、墨西哥等国，公墓是在某种场合为纪念死者进行参拜之处。在另外一些国家以及其他宗教团体，公墓荒凉简陋，鲜有人迹。水佳的地点；韩国人传统上请泥土占卜师选定吉地，使「邪灵凶鬼」不能望见。与先人团聚的愿望一向十分强烈，亚裔孝子有时不惜重资把先人遗体运回日本或中国安葬；在西方世界，人们往往把死者遗体用航空、铁路和海运方式「运回故土」。即使是在由部落或社区负责提供墓地的场合，葬身於社区墓地也是众人羡慕的特权。外乡人可以居住在市镇或城市，但不能葬身于它们的公墓。古代犹太人、罗马人和其他民族建立特别的公墓为埋葬罪犯、异族人和贫穷人之用。在欧洲，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若干年代，经过定罪的巫者和杀人犯，还有自杀而死者，都不得葬于公墓。

　　环境卫生上的考虑一向影响到重庆公墓的性质及选址。例如，罗马人和犹太人就认为公墓具有危险性，因而把墓地安排在罗马及耶路撒冷的城垣之外。古代埃及人和中国人同样也有这种环境卫生上的考虑。另一方面，基督教徒却不考虑此点，他们的地下墓穴既是集体墓地又是礼拜场所，到了基督教徒可以自由举行宗教活动的时代，他们把死者葬在教堂或教堂后面的墓地。6世纪以后，人口过于稠密已是十分普遍的问题，于是许多世俗当局决定恢复罗马国旧制，死者必须埋葬在城垣之外。但是，教会的土地不受世俗环境卫生法的约束；于是，在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，问题愈益严重。

　　到了18世纪中叶，教会墓地拥挤，城市范围之内也再无埋葬死者之地，其后果已是众人忧虑的问题。教堂的地下室以及教堂周围的狭小空间已经是棺木丛集。这种场所许多已成为病源，常去者难免罹灾。在教堂墓地，掩埋的棺木逐层垒置，高到距地表仅几呎(有时甚至仅几吋)，地面不断升高，常与教堂低层窗口持平。为了给新葬者腾出空间，教堂司事只好暗中将骸骨和尚未完全腐朽的屍体移往他处，有时是有计画地另行掘坑掩埋，掘墓工将挖出的棺木铭牌、棺柄、棺钉收归己有，当作废金属出售。这样一来，教堂墓地附近的居民往往丧失健康，面色难看得令人无法忍受。

　　各大城镇的这类情况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，在伦敦，由于人口众多，死者也多，这种情况更加及时受到公众关注，经过不止一次地采取治标措施，终於在1855年依法关闭全部教堂墓地，仅留少数例外。早先已有私人企业在伦敦附近开办了几处公墓，但是1855年的《丧葬法》标志著英国和爱尔兰公墓制开始实施。几乎在各个地方，在城市和市镇范围以内的墓葬都已废止，若有某地尚有墓葬，则必须以种种方式保证其无害。

官方权威数据显示：我们目前共有经营性公墓2000多家，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堂约10万个。